第17章 黑洞理論

薩默斯說的沒錯。

哈佛的確有這個想法。餘切正在成爲這個時代最好的經濟學家之一,而且他的影響力讓他的學術上限沒有天花板。

這比那些只知道埋頭苦幹的學者要優越得多。

三十號,衆人抵達德國林島,參加當地的學術盛典。餘切的受歡迎程度讓這些美國人感到羨慕,現場聚集了數十位諾貝爾獎得主,以及從全球各地前來的數百名研究員。這些人得知餘切來後,紛紛邀請他參加聚會,科爾奈和

薩默斯也很受歡迎,但遠不如餘切。

在當天的晚宴上,瑞典的一位皇室伯爵說:“這個會議在世界上並不出名,因爲這是研究者之間的聚會,在我們所在的行業當中,它如雷貫耳......自從1951年,第一屆大會舉辦以來,有許多人類歷史上的巨星來到過這裏,但

即便是和那些人比起來,我們今天也有不遜色於他們的人。”

“我們的心中一定有至少一個人的名字,這代表學者中的學者,希臘神話中的卡桑德拉(希臘神話裏,擁有預言能力的某個人物)。恭喜你們,和這樣的人生活在同一個時代。”

現場沉默片刻,很多人都把目光看向了餘切。

這和林島會議的性質有關。其五年舉行一次,主題包括物理、化學、生物等......但這些理工科如今已經很難出現一人“獨斷萬古”的情況了,反而是早已式微的文學,近年來卻出現了餘切這樣的人。

兩德統一後,藉助西方發達的傳媒,餘切已經被公認爲“馬爾克斯”後最偉大的作家。

人的名,樹的影。雖然都是諾獎獲得者,也有覺得自愧不如的時候。

誰能談得上“時代”兩個字?

大多數人腦海裏肯定不止有一個名字,但是都有“餘切”的名字。

演講結束後,科爾奈用了一個玩笑來形容這種情況:“誰是我們最信任的人?父親的名字,母親的名字,之後你還能想得出的第三個名字————那個人就是你真正信任的人。”

餘切忍不住笑了。

爲什麼?

因爲這套邏輯後來在中國的生物諾貝爾獎上也起了作用。當時諾獎的評委會找不到誰纔是“青蒿素”的發明人,他們向中國各大有關聯的研究機構發出函件,詢問“誰纔是發明人?”

結果大多數機構都說自己是發明人。

於是,評委會改了一種問法,變成了“列舉幾個你們認爲最關鍵的發明人。”

不出所料,回函的名字裏總有“屠女士”幾個字,於是評委會確定了誰纔是真正的關鍵人物。

進入五月份的前三天,餘切一直周旋在各種沙龍和聚會中。他沒有立刻找弗裏德曼發難,因爲弗裏德曼明顯躲着他,拒絕和他正面辯論。

學術大會並不是只有學術,相反,學術只佔其中的一小部分。會議期間還有音樂會、燒烤、舞會、博登湖邊晨練等活動。弗裏德曼頻繁的接受採訪,對時事新聞評頭論足,但並不談到任何的學術。

德國當地的記者問:“很多人期望您和餘先生再來一場正式辯論,因爲在中國的辯論就像是一場羅生門————我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版本的說法。而這裏是絕對公正公開的。”

弗裏德曼道:“你們看到中東地區的崩潰,看到華約的解散.....這還不能說明什麼嗎?我開始明白了,爲一個本來就驗證了的研究來辯論是愚蠢的。”

“我不會上這樣的當。從現實來看,他的研究建立在虛幻,他說‘如果那些蘇東國家照他說的那樣做,將會怎麼樣,而事實上他沒有機會了,因爲那些地方正在崩潰當中......而我的研究正在全世界各地應用,我成了那個救火

隊長。”

“我爲什麼要爲已經成功的事情來辯解?這對我不公平。”

這些話色厲內斂,有什麼用呢?

餘切不以爲然。

老道的薩默斯提醒說:“這是慣用招式。如果實在是說不過了,他們就自己說自己的,然後找媒體自行宣佈勝利!”

科爾奈點點頭,作爲一個小國家出身的匈牙利人,他深受其害。由於美國媒體的統治性地位,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往往要喫這些啞巴虧,尤其是經濟學還不像理工科那樣容易證僞。

“他爲智利政府開藥方,結果這個政府垮臺了,他都能說是自己的政策起效了,只是還需要時間......世上還有什麼事情他不能宣佈自己贏了?”科爾奈說。

但餘切並不焦心。原因在於,經濟學大會舉辦的地點在德國。

自去年兩德統一之後,德國國內有很深的左翼傾向,科爾爲了選票也不介意假裝自己在看《資本論》......這些使得德國成了個比較特別的國家。而大會的會議舉辦地就在德國博登湖畔,受到德國政府的資金支持。

弗裏德曼所在的自由學派之所以能稱之爲“教”,就是因爲整個理論相當極端,即便是這些人中相對溫和的加裏貝克爾,實際上也是支持大麻合法化、槍支合法化的神人。

他們如何看待現在走上“邪路”的德國呢?

用腳指頭也想得到。

而科爾政府也不能忍受自由學派指責自己的體制是個怪胎。

有這種背景在,餘切就不可能輸。他只需要不停的激怒弗裏德曼,最後讓弗裏德曼繃不住就行,科爾政府自然會懲罰胡言亂語的弗裏德曼。

餘切接受了《明鏡》週刊的採訪,談到了自己正在寫的作品《新資本論》:

“以德國爲例,由於統一和大基建的影響,德國會經歷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而後將不得不面對高投入、低效率”的情況,但這是極爲短暫的,因爲統一後的德國有更廣闊的土地和市場。”

“而且憑藉東德的特殊性,在將來的歐洲大陸上,德國商品會更容易進入到東歐市場,也更容易吸引到東歐高質量勞動力......他們之間實質上不存在文化隔閡,而英法等國不存在這種情感連接。”

“也就是說,西德承擔了經濟上的壓力,而東德承擔了將來社會上的壓力。看起來似乎兩頭不討好,實際會比歐洲其他國家表現得好很多,只是這需要耐心。

這種話肯定很討科爾的歡心。因爲餘切說“德國人的好日子還在後頭。”

於是,在博登湖畔的度假別墅內。弗裏德曼就在電視頻道上,看到了總理科爾盛讚“餘先生顯然比他的同行優秀得多!”這種言論。

弗裏德曼氣得扔掉了遙控器:

該死!

爲什麼德國人會搞這種改良資本主義呢?

爲什麼科爾表現得像一個紅色主義戰士?

德國簡直是西方陣營當中的一個叛徒!它把別人都不要的東西撿回來,現在搞得別人都不知道是制度牛逼,還是生產力牛逼了!

在林島的第四天,餘切正式發表了自己的一部分研究成果。這是《新資本論》的第一卷,以東西德近三十年的經濟情況爲藍本,說明以下兩個事實:

“資本增值比勞動收入增值快得多。”

“財富集中度也在大幅度上升。”

如果不加限制,這會導致德國社會的內生性坍塌,餘切用了“黑洞”這個形象的詞語,“這種社會自身的引力就會讓自己滅亡。

演講美妙絕倫,就像是準備好的脫口秀,瞬間被列爲本屆大會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大量左翼學者感到自己找到了主心骨,紛紛鼓掌助威。

六十年代,“黑洞”這個詞才第一次正式被提出來。

“黑洞”在九十年代是個新鮮但並不冷門的詞,德國林島又恰好是個高智商人才聚集地。人們喜歡這種天才般的比喻,餘切的理論很快被簡化爲“黑洞理論”。

這理論太牛逼了,太形象了,任你再大的天體(經濟體),它也要符合物理(經濟)定律。它越是強大而不加節制,越是變得坍縮,直到變成一團混沌不清的物質,在經濟學上,這表示爲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

於是,在博登湖畔,清早的晨跑大軍中總有人一臉神祕兮兮的探過來說:“你知道黑洞理論嗎?”

“什麼理論?”

“黑洞理論。”來人把這個理論的含義簡單描述了一番。

弗裏德曼一聽就暗覺不妙,搞學術也是需要宣傳的。這種橫貫不同領域的形容,往往是那些天才的專利。他試探着問道:“是不是某個物理學出身,後來轉修經濟學的天才傑作?”

“你說對的,是東方餘想出來的。他說他做夢得來的。”

“這狗屎一樣的解釋,狗屎一樣的形容!我爲何做夢沒有得出這些?”

弗裏德曼喜歡晨跑,這天早上,他聽到了無數次一模一樣的問候,這些人彷彿是餘切派來的信使一樣,不斷的拿餘切的話來挑釁他。

可這些人並不是弗裏德曼能隨便唾罵的,因爲他們大多持有諾貝爾獎,這是一面免死金牌。

“你,去對付餘切!”

弗裏德曼派自己的弟子參加了餘切的演講,弟子回來腦子發矇,一幅被洗腦了的樣子。

弗裏德曼問他:“餘切講了什麼,我不好去現場聽,你原文轉述給我聽聽。”

結果,弟子口裏只說道,“噫!好了!我明白了!”

說着,往後一跤跌倒,牙關緊,不省人事。

弗裏德曼的老婆羅絲嚇了一跳,說:“他怎麼好好的一個人,出去聽個演講,回來就瘋了。”

於是,弗裏德曼又讓同事科斯前去聽講。科斯是“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屬於準諾獎級別選手,他的理論可以總結爲“如果完全競爭,那麼就不存在額外交易成本”。

科斯去餘切演講的現場回來後,也是滿臉茫然。

“你爲什麼也這個樣子?”弗裏德曼問。

“我覺得中國餘的觀點,和我殊途同歸。他認爲不存在那種理想社會,所以我們的理論不適用,而在我們的框架內,我們的理論本來是適用的。”

“什麼意思?”弗裏德曼一時也蒙了。

“就是經典物理和相對論的區別。我們的理論應該是對的,但是在經典物理框架。在他的相對論框架內,這是有條件的正確'。”

“那不就全是錯的嗎!那不就是駁斥了我們所有人嗎?”弗裏德曼很生氣,這和直接打臉有什麼區別?

餘切的演講在國內學者中也有較大影響。原因在於,此次來參會的不少人是國內的研究員,他們把這視爲餘切在今年一月份發表在《經濟研究》的進一步研究。

這些人不是餘切帶來的,而是科爾奈帶來的。

中國有很多人在哈佛的科爾奈手底下訪問學習,如研究員顧秀琳(顧準之女)、錢瑩一(水木大學)、王江(世行顧問)......這就是爲什麼科爾奈在中國是無冕之王。

西方市場最起碼的構成因素:發達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這些在當時的中國等同於沒有,就連獨立的中央銀行都才成立不到十年,而餘切和科爾奈合著的《計劃體制》卻在講國營資本、計劃生產的事情,自然讓人感到更

親切。

顧秀琳的英文很好,當即聽明白了!

“半年前,餘老師寫下《爲什麼馬克思的預言沒有實現?》,他說清楚了過去!現在他開始寫到將來發生的事情!”

激動的顧秀琳在日記中寫道:“我是科爾奈先生的學生,七十年代,科爾奈提出‘軟預算約束危機’,這原本是一個指向紅色陣營的國營經濟的名詞......然而,他很快發現在日本、韓國這些所謂的市場經濟國家中,竟然也大量

充斥着軟預算約束現象,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計劃體制絕不僅僅限於紅色國家內!”

“他因此預言,在日本、韓國等國家,也會遇到同樣的經濟危機,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發生,但他不敢如此大膽預言!因爲日本的經濟如日中天!他的話寫出來,他便成爲了國際笑柄。”

“可有人比他堅決得多,預言還要早得多,這個人就是餘先生,那個正在書寫《新資本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