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自由也許意味着：做聰明人不屑一顧的事一一如果心靈在旅途上召喚我們。

199年10月重新生活寫小說是重新生活的一種方式。小說作者與其他人一樣，經歷着即用即廢的一次性生命。但小說作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可以在紙上回頭再活一遍，可以讓時間停止和倒回，在記憶的任意一個落點讓日子重新啓動，於是年邁者重歷青春，孤獨者重歷友愛，智巧者重歷幼稚，消沉者重歷豪邁。

因爲有小說，過去的時光還可以提速或者緩行，變成回憶者眼裏的匆匆掠過或者留連忘返；往日的身影和場景還可以微縮或者放大，在回憶者心裏忽略不計或者纖毫畢現。從這一點上來說，重新生活也是修改和再造生活，是回憶者們不甘於生命的一次性，不甘於人生草圖即人生定案的可惡規則，一心違抗命運的草草從事，力圖在生活已經結束以後，再造生活的另一種可能，就像拿着一張廢車票，在始發站再一次混進車廂裏始發。

捏着廢車票再一次獲准登車旅行，讓世界上所有的人生廢車票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裏多次生效^這就是小說寫作及閱讀的特權。

我翻翻自己的小說，不過是進人重新生活時不得不多看兩眼和多呆一刻的驛地。這裏只有過一些凡人小事，有過一些平淡的年月日，在這個浮囂時代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如果筆者在這裏補上一些端詳或者一些遠眺，添人一些聆聽或者一些觸摸，作者的第二生命就巳經上路。哪怕是一條隱沒在大山裏的羊腸小路，也可能在這裏煥然一新和別有風光，其陌生的光彩和氣味讓自己嚇一大跳。

小說於我有什麼特別重大的意義嗎？比方說小說能夠果腹和暖身嗎？能夠取代政治、經濟、法律、宗教、哲學以及新聞嗎？恐怕不能，恐怕很難。但小說至少能彌補過去的疏忽和盲目，或者說，至少能洞開一種新的過去，使我增收更多惴惴於心的發現，增收一種更加有意義和有趣味的生活。我對此已感激不盡。如果讀者們能從中分享到一絲微笑或一聲嘆息，我更有理由感到心滿意足。

005年6月鏡中的陌生人這些作品都署有我的名字，但相當一部分在我看來已頗爲陌生。往事依稀，恍若隔世，我難以回憶起這些作品是怎樣寫出來的。它們的缺點和優點，似曾相識卻令我驚訝。它們來自什麼樣的生活經驗？來自什麼樣的知識啓迪？其中有些句子，因何種愚鈍或何種機靈竟成了這等模樣？這都讓我有幾分茫然。

一個問題是：如果它們確實是我寫的，那我現在就是另外一個人；如果我眼下決心堅持自己的姓名權，那麼他們就不應與這個姓名有什麼關係，純屬其他人的言說。

出於一種好奇，我想知道這個同名者的一切，很想知道他在短暫而倉促的人生中，怎樣在車站出發，怎樣在雨夜裏發病，怎樣在大街上疾行或者呆坐，怎樣曾把日子揮霍得不假思索漫不經心，直至某一天看到鏡子裏的成年滄桑大喫一驚^我對他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心酸和抱歉。以我現在的閱歷，我肯定還能挑剔出他的諸多幼稚、輕率、膚淺以及盲目，在很多問題上甚至會與他展開激烈的辯論。歐洲作家齊奧蘭〈^^想必就是在自己的舊作前，寫下了那句話：經過一段特定的經歷之後，我們應該給自己改名，因爲我們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人（八(時061~11116X5)61161106；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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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我們很難給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賜予的胎記和基因。這樣，我們與我們的過去，有一點同名而異實，不像是一個人，更像是勉強共享一個姓名的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我們身上的細胞一直在高速地更新換代，在生理微觀層面萬世悠悠；我們身上更流動着一羣複數的自我，在不同的生活處境和文化譜系中各行其是，只是一旦時過境遷，就在遺忘中成爲單數的這一個，定格於當下的孤立肉身。

時間的不可逆性，使我們不可能回到從前。時間的不可逆性，同樣使我們不可能駐守現在。在這一過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沒有葬禮的死亡經常發生，沒有分娩和啼哭的誕生經常進行。我們在不經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人即衆生，衆生即一人，一次次在精神上分身或者轉世，並且在回憶中習慣性地冒領一個個同名者一一正像我們也會習慣性地排拒一個個異名者，以爲他們真的與我了無干係。

作爲時間的證據，文學寫作將這一切記錄在案，讓一個人身上衆多的自我別後相逢，讓這個同名者俱樂部成員們有相互打量和審視的可能：他們是誰？他們爲什麼這樣？

這不是說我們彼此可以不負責任，重要的是，我們彼此之間可能多一份旁觀的清醒^在現在，也在將來。

作品就是這樣一面奇怪的鏡子，讓我從鏡中看見了陌生人。

004年月(最初分別發表於1995年《今曰名流》、004年《韓少功自選集》以及005年小說集《報告政府》，爲三本作品集的代序或代跋。）

南嶽星夜“四人幫”倒臺前不久，炎炎盛夏，天氣酷熱。湖南省一個文學創作班在南嶽半山亭開辦。半山亭招待所位於衡山半山腰，這裏山如鑄鐵，水似流銀，雜樹環合，蒼松庇蓋，綠蔭深處成天迸發出震耳欲聾的蟬鳴大合唱。至夜晚，明月松間照，蟬鳴消失，繼之而起的是泥蛙與石蛙的呼喚，此起彼伏。石蛙的吼聲最古怪也最響亮，有金屬共鳴般的嗡嗡聲。

入學習班者多是年輕人，其中大多數對政治形勢已有隱隱疑惑，動筆興趣不大，成天偷偷摸摸地打探什麼。有一個人中途闖上山來，聲如洪鐘，眼鏡片後射出銳利逼人的目光，一種大將氣派和兄長風度^熟悉他的人都戲稱他“莫公”“莫老爺”。

他就是莫應豐，後來名震全國的一位作家。他好玩，一上山就喝酒和唱歌，還樂爲人師地抓住幾個青年，憑他在藝術學院聲樂專業的那點底子，辦了個“速成聲樂班”，早晚都得吊嗓子和練呼吸，唱中外民歌。無奈學員鮮有天賦，鴨公嗓、蛤蟆嗓、破鑼嗓一齊叫喚，鬧得招待所晝夜不寧。在房客們的取笑和抗議之下，以後的聲樂授課只好搬到野外僻靜處進行。

莫應豐指導我們從音樂進人文學，曾給我們出了一道有趣的考題：先讓我們聽兩支風格各異的民歌小調，然後囑大家依小調風格各寫一篇散文，要求文章與樂曲在神韻情致上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唱的兩首曲子，其一描寫北方村姑，樂曲裏透出村姑形象的樸質、沉靜、靦腆；其二描寫南國少女，樂曲裏透出的少女形象似顯活潑、嫵媚、輕佻。我們仔細聆聽了好幾遍，但要把音樂化作文學，實在不那麼容易。

莫應豐的全方位培訓計劃還包括戲劇。他說要找一個話劇劇本來，由大家參與演出，看誰能演好老人、官員，以及小偷。如果把難度降低一點，他就隨意設計一些小品情境’給我們指點各自的角色，由我們去體會角色，自行設計動作，自行編造臺詞……這種遊戲也足足讓我們興奮了幾天。

除此之外，最爲開心的活動當然是遊山。

幾天下來，我們跟着莫老爺鑽遍了半山亭附近的山林。與半山亭遙遙相對的是磨鏡臺。磨鏡臺上有石刻“祖源”二字。據說是禪宗六祖慧能的弟子懷讓曾在此以磚磨鏡，喻示愚僧靠坐禪而求悟的荒謬，啓發了高僧道一：原來禪並不執著於行住坐臥，是講求自由和活潑的。辭磨鏡臺北上，約行十五裏，便到南天門，可見門旁的大石頭，還有石頭上“平真正誠”四個大字。過了南天門，所謂“登天”了，不久就抵達南嶽最高處一一祝融峯。峯頂有殘破古廟，大瓦均爲鐵鑄，大概是怕被疾風捲去。牆垣全是花崗岩，是此處最經濟也最實用的建築材料。我們登上祝融峯時，正是深夜子時。放眼一望，頭頂疏星亮，腳下衆山小，茫茫大夜給人一種神祕而恐怖的感覺。如果你在這裏縱目遙望，可在北方的一片黑暗中隱約見得長沙、株洲、湘潭及好幾個縣城的燈火羣。偌大一個三湘，廣運縱橫，如今俱收眼底，差不多成了一個沙盤模型，又不由得不讓人振奮激動起來。

峯頂招待所的牀位已滿。記得爲了等到第二天早上觀日出，我們幾乎凍了一晚。（未完待續）